一个刚开始创业的企业家要进入制造业可能很难。这一行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具备丰富的技术知识，而且收款往往需要一定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才主要关注服务行业中的商机——其特点是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例如酒店业，并且所需营运资本也较少。然而，制造有形产品的想法仍有着巨大吸引力。

从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早期的制造企业都是由个人创建的小企业。但过去100年来，制造业逐渐被具备必要财力和技术资源的企业所主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3D打印等新技术的出现，一场新工业革命可能正在到来，小型经营者将可重新与大企业展开竞争。

两本新书提出了这一观点：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彼得•马什(Peter Marsh)的精彩著作《新工业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其次是因《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一书而出名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书《创客》(Makers)。他们指出，大规模生产正让位于定制生产、本土主义以及“微型跨国公司”的兴起。

“数字化制造”利用电脑和一种被称为“立体平板印刷”的流程，使用多层的材料——粉末状或熔化的塑料或者金属——来制造产品，这被称为“添加制造技术”(additive manufacturing)。我看到过这些机器的运转，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机器的价格将会稳步下跌，随着需求的上升，产品复杂程度会更高，应用也会更为广泛。若干年后，在自家花园的棚子里加工制造各种各样的物品可能成为一种常见景象。

个体技术制造活动已在美国复兴。在《Make》杂志及其举办的Maker Faire聚会推动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创业者学习与开发的圈子，不管是来自车库还是在TechShop上，TechShop是一种会员制的开放DIY工坊。他们提供培训和工具，并帮助参与者制造从原型到成品的任何东西。

今年6月，我参加了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举办的制造业论坛，倾听各种有关制造业的真知灼见。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是：制造业复兴解决不了西方的失业问题。现代工厂使用机器人，而且聘用的员工越来越少，日夜不休、一年365天的运转。甚至连亚洲电子产品巨擘伟创力(Flextronics)都计划在未来几年购置逾100万台机器人。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中消失的很多制造业工作岗位都是由于生产率提高所致，而不是流失到了海外。新工厂创造的就业将是那些高技能工作岗位。制造业企业青睐受过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训练的人，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就是这些“硬”学科最近更加受欢迎。

从各位高管的意见中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苹果(Apple)的iPhone还是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的Trent飞机引擎，真正创造利润的不是组装产品的基础环节，而是服务、品牌、设计和售后。

制造业对一国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正如陶氏化学(Dow Chemical)首席执行官利伟诚(Andrew Liveris)在他的著作《Make It In America》中所辩称的那样，按比例计算，制造业创造的附加值高于其他活动，而且更有可能促进出口，帮助抵消贸易逆差。另外，研发往往在制造业中心周围进行，这促进了分包商的集中。并非巧合的是，与欧盟(EU)其他成员国相比，欧洲制造业大国德国相对顺利的度过了此次信贷危机。

自从遭遇经济低迷以来，发达国家的很多政治人士坚称，社会应摈弃金融资本主义，重新走向制造产品的实体活动。这一主张要想成功，不能凭借老一套的模式，即吸引全球上市公司兴建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厂，重点应是教育、创业精神以及以定制化程度更高的方式开发新设备。制造业的新增就业可能来自新的“利基”进入者，他们利用技术创新，帮助其更有能力与现有大型企业一决高下。

译者/梁艳裳

过去几年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一直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兴起。但这一新发明到底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平台。第一个方面与处理能力及数据存储有关——这部分功能已经从个人电脑转移到了大型的中央集成数据中心。它将使数字处理形成产业化规模，并使超级计算能力可以被用于日常工作：比如，分析某个城市的交通模式，以预测哪个地点会发生交通堵塞。

第二个方面是，数十亿台智能个人设备——如智能手机、上网本——能够通过互联网接入这一集中化计算资源。这意味着，个人（而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将能够利用这些信息“云”。

那么，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我脑海中闪现了两个宽泛的预测。一个是，使人们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如此多的信息与处理能力，将会带来新突破。例如，科学领域可能会发生彻底的变革，因为研究人员能够获取之前难以想象的巨量数据，并且研发出在各学科之间相互指引参照的方法。

第二个预测是，个人计算设备将变得超级智能，因为它们可以利用“云”的智能。谷歌(Google)已经开始讨论在其手机中加入即时语音翻译功能。

这些计算技术转变带来的重大变革可能在下个十年结束前无法完成——但它们将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译者/董琴

如果说过去十年有一个正统学说是传媒业有理由诅咒的话，那便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84年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上首次提出的“信息想要免费”。

人们迄今仍对布兰德真正的意思看法不一，许多曾经推崇“免费信息”的人，后来与这一说法作了切割；但这句话已给各种思想和行为（从音乐盗版，到免费新闻是互联网不可改变的文化这一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信息高速公路”仍处于讨论阶段时，人们嘲笑了让收费站限制流动的想法。新的、更好的在线广告，理应能为信息所有者埋单。但是，正如美国战后全盛时期修建的崭新高速公路如今变得坑坑洼洼、不堪重负，内容完全免费的做法，已侵蚀了传媒公司的商业模式，且可能导致通信网络超载。

如今，从杂志出版商到付费电视广播商等内容所有者正在纳闷，他们为何要把一切寄托于单一的广告收入流。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布兰德的完整引语了：“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是如此的宝贵。在合适场合得到的合适信息，足以改变你的人生。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会不断降低。所以，这两者会不断角力。”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在数字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较量，但如今，“信息想要变得昂贵”的观点正在占据上风。出版商已经推动亚马逊(Amazon.com)提高电子书的价格；苹果(Apple)的“应用程序经济”正允许那些提供免费网站的公司对iPod播放器和iPad平板电脑使用的应用程序收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已开始追随英国《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专业报纸的步伐，对在线新闻收费。

对于惯于得到免费内容的消费者而言，这听上去不是什么好兆头。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花了十年的时间，吞下了太多几乎毫无营养价值的内容。昂贵的内容可能会证明拥有更高的营养。事实上，内容免费运动扰乱了传媒业对哪些内容值得收费的思考。更多地关注后者，这十年的严峻形势可能会出现好转。

套用布兰德的话，让我们在未来十年尝试一个新箴言：内容想要变得有价值。

译者/董琴

我们已经目睹了能源资源在下一个十年将会发生的一些改变。举例来说，智能仪表(smart meters)不仅得到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支持，而且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取代英国与澳大利亚现有的“傻瓜”仪表。智能仪表可同时向消费者与公用事业公司提供有关能源使用的详细信息。

这意味着，你很快就能通过详细的家用电器分项计量分析看到你家里用了多少能源、花了多少钱——从而相应地调整供暖与照明。

此外，智能仪表将与电网连通，因此，干衣机可能会在收费较高的高峰期关闭，在能源变得较便宜时重新开启。公用事业公司也可以参与进来，在需求高峰期将空调自动下调一个等级。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用发光二极管(LED)替换古老的爱迪生式白炽灯泡（以及较新的节能荧光灯）的好处。白炽灯泡通过生热发光，LED则通过硅片上的电子运动发光。后者发出的光更加自然，可改变颜色，亮度可以更加精确，且可以瞬间变暗。

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看到各大城市改用LED进行道路照明，其持续时间更长（多出数年），而且在没有车辆和行人时能智能地降低亮度，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光污染。由于全世界20%的电力需求来自照明，LED可将能耗降低75%的能力，会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显著影响。

能源来源也会改变，尤其是一些小设备的能源。我们可以从体温或移动电话塔与无线保真网络(wi-fi)的无线电波等资源中获取免费能源。将来，只要在一个类似黑莓(BlackBerry)的装置上旋转导航键来滚动浏览电邮，就足以产生能量为电池充电。

译者/董琴

在下一个十年，上了年纪的人将工作更长时间。这没什么奇怪的。从英国到希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提高退休年龄。而低利率以及固定养老金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很多人到65岁时将没有足够的钱来安享晚年。他们将不得不工作，否则就会入不敷出。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可能更愿意为自己打工——而这一点可能改变商业面貌。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46-65岁的英国人中，六分之一的人希望创业，而无意退休。这是他们父辈中潜在创业者人数的7倍——这也意味着英国可能增加100万家新企业。

他们的经验、智慧和人际关系将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比起现在的企业家，他们还能省下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如今常见的创业年龄在30岁至45岁之间。这造成了一点不便：这时你很可能有了孩子，还得还房贷。而“老创业者”一般来说即将卸下这些责任——他们还渴望与各年龄层的人保持接触，如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或者员工。

我预测，未来数年内将出现许多杰出的新公司。50岁以上的人很有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

卢克•约翰逊(Luke Johnso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企业家专栏，并管理着一家私人股本投资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

译者/杨远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通常的职场资历规则似乎并不适用于那些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员工。互联网热潮让这群年轻人——有时被称为X一代(Generation X)——以惊人的早熟姿态获得了地位和财富。互联网泡沫破灭表明这种趋势只是假象，迫使那些职场新人在初级职位上熬年份。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惩罚有望结束。目前许多30多岁和40岁出头的X一代应该会在2010年至2020年间攀上权力巅峰，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白领工作者的事业会在45岁到55岁之间达到巅峰（富时100指数成份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是52岁）。

对职场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通常被认为愤世嫉俗和超然出世的X一代员工不是最显眼的领导人选。但《X一代：下一步该怎么办？》(What's Next, Gen X?)的作者塔玛拉•埃里克森(Tamara Erickson)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缺乏或许是应对现代挑战的一项资产（埃里克森称，他们对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理解要优于上一代人，这是有益的）。他们的轻松心态也会有助于处理职场上的失望情绪吗？毕竟，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有可能会紧握权力不放，让X一代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一样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此外，还有紧紧跟在X一代后面的Y一代。Y一代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自如令人羡慕，他们对等级制度没有多好好感。这场经济衰退让许多自以为是的年轻人遭受打击，横不起来了。一旦（或者如果）他们恢复元气，他们的需求将让X一代在冲向权力高峰的最后一搏中遭遇更多困难。

本文作者为资深公司记者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