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半后回到广州，心里带着一种近乡情怯。记忆里的街道、江风和空气湿度扑面而来，像从未离开过。珠江夜游依旧热闹，还见到了“米菲兔”七十周年主题游船。145元，一小时从滨江东游到沿江西，这价格让人愣了一下。米菲兔的卡通形象源自荷兰，全球第一艘米菲兔主题游船却出现在广州，仔细想想，也说得通：很多城市的标志，往往都是经过流动，而后生根。
广州中山六路一带的骑楼街，是经由欧洲古典门廊传统，在十九世纪东南亚与殖民港口城市转译之后，再回流广州。骑楼之所以能留下，因为解决了这个城市的现实问题：高温多雨的气候，商住合一的生活方式，尺度密集的街道结构。久而久之，骑楼成了羊城的建筑特征。
纽约也有类似的案例。英国人心目中存在一种“纽约客的典型日夜”，会说夜里的摇滚俱乐部，以及接近天亮时在市中心吃一个贝果。贝果这种烘培食物其实出自东欧犹太社群，十九世纪随波兰、立陶宛一带的犹太移民进入纽约，在移民社区中形成工会体系和规模化生产，才最终成为“纽约”的象征。
我也忍不住去想，如果说“广州人的典型日夜”，会是什么。逛高第街，还是“流行前线”，凌晨到北京南吃烧烤？这些大概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事了。流行前线早已搬空，高第街的牌坊还在，小本生意还有一些，可要不是批发为主，就是愁眉苦脸的摊主。北京南的烧烤，夜里已经不太找得到。
朋友们轮流请我下馆子，问我想吃什么，琢磨着该去哪一家。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同学，从报社同行到青春期时常倾听、后来成为朋友的电台主持人们，不常联系，隔了多年再见，依然同频。他们分属媒体、公关、金融、教育、电台行业，各自讲起这些年的生活片段：钟表业的阵痛，旅游业的转身，以及流媒体浪潮下电台频道的相继谢幕。听着这些碎片，我大致能拼凑出一种城市气候。在反复被提及的经济冷暖中，有人在寒冬里溯源意义，有人在日常中选择逃避。
马路上的体感则更为具体。那被本地人戏称为“电鸡”的电单车大军，让整个城市的节奏都在“快进”，但这是一种磕磕碰碰的快进。朋友们说，广州已有了“电鸡城”这新绰号。我的体验也确实如是，每天在父母家附近的大桥上散步，人行道不窄，但经常有两三架电单车正反驶过，令人一刻无法放松。讽刺的是，共享工具越便捷，很多人连五分钟的路也不愿意步行。倒是大桥底的江边，每天早上仍保留着社区最朴素的温情，有人自顾自吹号、打鼓、高歌；有人一步一笔写水桶书法；有人抛竿钓鱼；兵乓球台前，中洋面孔并肩挥汗。也有的打太极，跳扇舞、交谊舞。舞伴之间的肢体互动，几乎是这一趟旅程中，我所能见到的人们愿意对外流露的最近距离的亲密感。
这是一个不那么湿润的广州冬季。幼儿园时代印象深刻的鸡蛋花，年底也开得差不多了。对比伦敦家中南橘北枳、只能勉强在室内生存的鸡蛋花，眼前一棵棵枝繁叶茂、如鱼得水的植物，让人无需多想，就知道自己回到了什么样的气候带。广州除了因五羊传说而得别称“羊城”，又名“花城”。即便隆冬，满街仍是紫荆，大风落雨时铺满道路；人行天桥上种满地中海明信片中最标志的三角梅。荔枝湾、沿江路、东山的古榕树，都是如假包换的岭南地标。榕树下的根朝路面纵横伸展，树侧垂下的根密集如鬓，在水汽氤氲中缓慢生长。
回到广州，生活很快被“民以食为天”的市井烟火气接管。下馆子时，大多是茶楼里的一盅两件，工业大道深夜的镬气大排档；点的是红烧乳鸽、烧鹅、小黄姜撞水牛奶、英国从来买不到的草菇（又名鲜菇）炒牛肉等等家常菜。自己到市场买菜的话，专挑大芥菜、丝瓜、鲜打鲮鱼滑，还有大鱼头、脘鱼尾这样英伦市场见不到的食材。冬季时节，岭南最应季的是西洋菜，最地道的本地食法则是西洋菜煲陈肾（晒干的鸭肾）。西洋菜原本来自英国，19世纪由英国传教士带入岭南，经过本地人吸收和种植，如今已成为岭南老火汤的灵魂。西洋菜在英国叫“watercress”，每家超市都能买到，只是枝叶纤薄；到了岭南的水土里，却养出粗茎大叶，味道浓郁，完全是两种气质。
从一棵树到一锅汤，每一处都是日常，也是记忆。在广州的个把月时间，我也曾短途出行，到台山、开平寻觅父母祖上的踪迹，在冷雨中走上田地里的碉楼，打风天时借宿那琴半岛一夜，醒来时，海边的花岗岩与渔船奇异又熟悉；还搭过高铁到惠州小径湾，在淡季的清净海滩，偶遇海上烟花。江风、花木、食物和习俗，不断彼此叠加。
在家乡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后回伦敦，身心都正倒着漫长的时差，偶然发现西敏寺对面的花园博物馆新办了一场展览“Seed Exchange”，主题围绕的是18世纪广州的植物图谱，勾勒出一段中英轶事。开幕那夜我就专程去看展，仔细看完后发现，“交换”的不仅是植物，更多是语言和文化。手稿、图谱、笔迹与标注，奇异地呼应了我在广州时重走过的街道。
展览背景是乾隆年间的“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珠江边的“十三行”是中西贸易的窗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采集植物标本和相关资料，为欧洲植物学研究提供第一手素材。在广州，他与助手黄遏东（Whang At Tong）建立了密切合作。黄遏东是十三行的“事仔”，即广州话西关音中指的小侍，他不仅协助整理、记录和绘制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植物，还通过文字和绘画向布莱克介绍本地风土与语言。比如，展览中有手绘的一顶“雨帽罩”、一袭“雨褂”，旁边是手写中文，挨着拉丁字母拼出的粤语音，再旁边是手写的英文。今日看来，这些双向交流的痕迹令人动容。
1773年，布莱克因病去世，许多未完成的计划落在黄遏东身上。随后，黄遏东决定带着布莱克整理的植物图谱和资料前往伦敦，将广州植物的记录和研究成果带向欧洲。展览中显示了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到了伦敦后，这位“小人物”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座上客，参观过上流社会，并向英国人展示针灸等中华传统。他甚至留下了一幅由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创始院长、18世纪英国重要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给他画的肖像。
图谱和手迹中，留下了“黄遏东”以及当时惯用的拉丁文粤音拼写“Whang At Tong”。展览中木棉、荔枝、苦瓜、杜鹃花、茶叶、菠萝蜜等植物图谱，则由另一位广州画师麦秀（Mak Sau）完成，一页页手稿拆解平铺，颜色鲜艳，几乎呈现出现代科学植物画的雏形。荔枝图谱详细标注了“进凤”、“黑叶”、“四月”和“大造”荔枝品种，我深感亲切的木棉花，也被印在了伦敦花园博物馆的明信片上。展览里还有两幅18世纪的“Canton”（英国人18世纪对广州的称呼）地图，那其实是东印度公司船只的珠江口航线图，本质上是那个时代的导航。广州向来是座动态之城。
广州城在黄遏东的航程里，从未只是被返回的城市；它也是出发的码头。若说广州与伦敦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我如今就生活在泰晤士河与珠江之间。远隔重洋，可我也常跟朋友们说一句“天涯若比邻”。离开又归来，我在街头、江边和茶楼里，重新整理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历史与现代交错发生，时间如珠江水，流动也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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