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之中国经济仍属“少年”，这应该是“看清中国”需要的核心判断。少年不成熟，少年易犯错，但少年有活力，有巨大进步空间，未来属于少年。
回首过往，在跌宕起伏的200年中国近代史中，曾有无数次失望、绝望的时刻，但每当此时都有振聋发聩的声音激励社会奋发向前，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回忆。如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内忧外患、全民悲怆之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时过境迁，彼时之中国积贫积弱，今日之中国富强现代。可见，“少年中国说”对理解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经济、商业，意义仍在。
坦率的说，当下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全球性地缘政治动荡，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出现了一定悲观情绪。这可以理解，过去4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利用“洼地优势”发展经济，几乎穷尽自身比较优势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人和，财富神话一波接一波的推动创新创业高歌猛进，经济高位出现的剧烈调整自然带来严重短期冲击。而且，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学习，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化了外部视角的竞争观念，对于零和博弈潜在出现的失败心有余悸。由此，社会情绪从“厉害了我的国”快速走向“失败了我的国”情有可原，但情绪共振正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本文，我们基于欣孚智库对中国和全球多个区域的比较研究，将从宏观框架出发探究关于中国经济信心的底层逻辑，力求回答诸多疑惑中最为关键的“为何如此”和“将来怎样”两个核心问题。开门见山，总体我们认为：用立体坐标系辩证思考是我们看清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只有基于对比认知且超越情绪、避免主观、放下过往，我们才能获得“少年中国经济”这个极致理性的判断。
首先，先来探讨一个最为底层的问题——中国“为何如此”选择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求索一切合理性和积极乐观的基础。
实际上，放眼过去500年的世界格局变化，从来都是后起者通过差异化赢得战略竞争，并基于这种差异化的演变形成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新国家形态。没有任何国家是通过跟随强者的先发优势或简单复制成功经验而实现富强的。但从这个规律上看，中国并不需要按照旧有逻辑与任何国家争夺霸权，而是应通过继承现代文明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获得超越以往的成就。这其实也是目前的中国国家战略——走普惠现代化的正路，走差异化创新的新路。
很多鲜活的历史经验印证了“差异化”发展逻辑的必要性：1588年，英国海军在“海盗勋爵”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指挥下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有历史学家认为军事优势带来大英帝国崛起，但其实真正让英国获得“日不落帝国”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工业化及新型生产关系使得英国在与传统帝国争霸中势如摧枯拉朽，这是一次真正的先进文明替代落后文明的历史历程；荷兰在166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也是靠差异化的文明形态，顶峰期其占据全球海上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这些成就得益于1609年阿姆斯特丹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以及1640年贵金属贸易的繁荣。荷兰的金融和贸易相结合的全新国家战略，赋予了小国大视野；美国的崛起跨度更大也更为复杂，很难简单用制度优势来解释，用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文明的终结》中提出的制度决定论来看美国发展已经显现出片面和单薄。重温这段历史，1775年到1783年，在法国的支持下美国赢得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使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统治。然而，1798年美国国会废除了与法国签署的所有条约，证明美法传统盟友关系并不长久，确实也应验了“没有永恒的朋友”的说法。彼时，年轻的美国在对抗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之后又面临新的强敌，也曾四面楚歌。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的美国成功赢得了帝国争霸，或说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空间。20世纪初，美国在世界大战中韬光养晦、休养生息，而在二战后期获得的科技、人才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的社会进化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诸多制度在无数社会变迁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和发展。总而言之，历史上的诸多大国都是因为走了与既往霸权不同的开放融合道路，通过和平发展中的稳健进步才有了今天的强盛，每次新老交替的逻辑都不一样。这些横向对比确实发人深省，值得回味。
换句话说，制度差异化的进化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少年时代”的最好印证，所以，我们获得“少年中国”之发展信心应超越“制度优劣性”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美国也是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欧洲霸权的新路，继承了工业革命精神，沿袭了欧美法治基础，充分发挥了市场化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最大价值。此外，人才和科技驱动了美国的先进性，使得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迎来了超级繁荣的局面，这和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成功异曲同工。总而言之，后来者美国比英国、荷兰等传统霸主更年轻，“年轻”带来的进化可能是一切道理中的硬道理。反观中国，目前社会诸多方面都在快速变化和进化之中，很多不确定性的背后其实都是“少年”活力的展现。
其次，我们需要另一个底层思考——中国差异化的特色发展是否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逻辑，这个判断决定了“少年中国“论断能走多远。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传统强国的发展逻辑，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依靠地缘政治红利和贸易优势这两个突破口，简单说就是“重商主义”。然而，中国在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中，无法过度争取第一个路径的资源政治优势，中国很难复制美国二战后通过战争赢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方式，这有悖于和平发展路线。因此，贸易立国的重商主义，加上综合国力提高基础上对现代科技的持续创新，成为我们差异化战略的关键。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必然跌宕起伏。不仅需要承前启后的不断探索，更需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现实情况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回顾解放后70多年的多个里程碑时期：1949年到1960年，中国早期在美苏两大强国阵营博弈缝隙中获得了一点生存空间，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继承了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基础，并获得了前苏联的技术和设备输入；1979-2000年，中期中美合作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美国200多年的发展经验开始步入现代化。前两个时期叠加在一起则构建了后面科技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2001年以后，后期中国通过全球WTO自由贸易体系进一步放大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站在世界近代文明的肩膀上继续向前，最终中国完成自己的成功故事。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能如此承接丰富的外部红利主要和中国自身的基础和禀赋相关，历史的偶然性与现实的必然性使得中国避免了通过战争掠夺获得超大型基础工业能力，拥有了长期发展的稳定底盘。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发展潜力与印度、越南、印尼等依赖贸易和轻工业的国家完全不在一个坐标平面之上。而且，从两次世界大战都站在战胜国阵营，以及在美苏争霸辗转腾挪中做出符合时代的判断，中国在多次时代抉择交叉路口的战略判断力可圈可点。
战略之外再看战术层面。即使用最为保守的方式看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上获得的成功，也没有迹象表明欧美目前的社会治理方式更代表未来。英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随着保守派领导人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掀起了所谓的“新管理改革”浪潮。这一改革将公司治理中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模式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导致许多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公共治理职能被私有化或混合经营。结果，公共服务的提供逐渐转向市场化，政府为了减少公共支出，削弱了对社会福利的直接投入。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是——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在过去三十年间持续恶化。
再以社会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美国和欧洲频繁发生的零元购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问题的根源并非政府或民众不愿意改变，而是政府在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安全方面的职能部分被私有化，责任转移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零元购”的底层逻辑也很滑稽：商场发生恶性抢劫事件时，美国和欧洲的商家往往选择提高保险额度，而不是主动增加安保措施。这是因为提升安保系统和人员的费用较高，且并不一定能有效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国家治理中的全方面私有化应该是目前很多问题的源头，在通过关键绩效指标（KPI）和投资回报率（ROI）来衡量社会治理的时候，便会陷入一种误区——误以为所有相关的开支，无论是人力成本、投资还是维护费用，都是不必要的浪费。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本质，也可能导致对社会福祉的严重损害。责任的推诿和缺乏真正承担责任的组织，使得各方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对中国发展是一种警醒。
美国当下特朗普和马斯克推动的系统变革，客观上讲并非是一次像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稳健推动的系统国策。如果把这个行动看成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不妨进一步分析其可行性。以美国当前经历的DOGE改革为例，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其本质与里根时代的新管理改革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在工具的使用上，DOGE改革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表面上看似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经济公式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使得算法在决策过程中偏重于量化指标，忽视了许多根本性的逻辑和社会需求。特朗普-马斯克的AI改革有一个致命弱点：暂且不提简单粗暴裁员带来的社会动荡，算法可能会将某些公共服务的成本视为负担，而非投资于社会的未来。
从服务业发展情况的对比也是中国社会效率优于欧美的鲜活例子。当前，欧美的服务业大多属于“低效服务业”。这些服务往往将社会和商业流程拆分为一个个细分环节，交由众多“专业化”人士来承担。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弥补后工业社会中工作岗位的缺失问题，但却可能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业虽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大多数服务业属于“高效服务业”，这一点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应该感触良多。
我们做上述中国和欧美治理的对比，本质上还不是用制度比较范式做孰优孰劣的判断，或参与意识形态争论。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国家治理中目前选择的很多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策略有适应国情的一面，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这里就提醒我们，很多悲观预期来自于对外部不了解问题的极端推崇，和对身边正在发生了不起成就的忽视。这对企业家对中国市场长期价值和潜力的判断极为重要。有了社会的稳定，抗冲击能力必然提高，也是经济和企业主体能够抵抗周期的关键支撑，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信心之源。
目前很多方面可能低估了社会稳定的价值。稳定在中国历史经验中，是一切繁荣的基础，或者说历史上中国只要和平发展避免战争都会迎来盛世，这是一切逻辑中的最大逻辑，因此对于社会稳定和繁荣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不一定恰当的类比，春秋时代基于周礼的国家体系维持了600多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主权和自由主义学说在200年内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战争冲突，中国历史中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治国理政经验财富。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更为直接的判断：中国社会治理确实存在不成熟的缺点，但优点在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面对变化和解决问题，进化的潜力就是“少年中国”的进步基础。反之，看似拥有法治公平的很多国家，却是一种一条道跑到黑的模式，最终累积了社会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社会稳定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可以说：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中国必败”论调并没有理论和事实基础。
再次，中国经济有没有未来需要重点观察的指标就是“营商环境”，应该说目前出现的局部问题并非主流和长期性挑战，对比全球多个经济体中国市场目前依然是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商业投资的热土，甚至是最好的科技创业土壤。
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探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发现——中国整个社会和家庭结构对于创业者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支撑，似乎中国有一种大家庭为单位支持创业的文化。对比美国文化，个体的成败完全由自己负责，几乎没有从他人或社会中寻找推卸责任的空间。在中国文化中，虽然也崇尚拼搏奋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强调竞争和成功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重视集体主义的责任与支持。而且，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个体在追求成功时，能够获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因而愿意尝试和冒险。且个体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流离失所或彻底堕落，反而能够在失败中汲取经验，继续前行。比如：中国的老人更愿意给创业的年轻人带孩子，这解决了夫妻创业同时的很大后顾之忧；中国的妻子更希望丈夫能成就一番事业，宁愿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做出个人牺牲。中国的亲友关系和氏族群体更愿意为创业者提供借款，于是有了王传福的表哥投资其创业，刘强东的乡亲资助其上学的故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潜移默化的儒家思想对家庭、氏族关系的维护反而在现代化时代成了一种支撑要素，或许这也是近20年出现如此之多成功企业家的一个隐性原因。
此外，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对创业造富依然看法比较正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仇富现象，社会主流舆论依然正面评价企业家造富。从社会责任感层面，中国企业家群体总体更有使命感、不自私，更具家国情怀的社会责任感，在集体主义氛围熏陶之下，他们受到更多社会责任的隐形约束和舆论约束，这一点某种程度避免了“重商主义”带来的极端贫富对立和舆论对立。反之，欧美日社会中目前的创业氛围远低于中国，立志创业的年轻人几乎绝迹，未来也不见得会超越中国成为创业乐土，而且富人往往愿意躲在媒体之外避免是非，这是社会结构、法律合规成本和社会思潮共同影响的结果。换句话说，即使目前出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市场提供给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机会依然很大。
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有更强的自信。中国经济的表层和核心层逻辑具有极强辩证性，进化能力更强，甚至在左右摇摆中不断演化，这仍属于“少年中国经济”的范畴之中。可见，很多论述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如何”或者“中国企业很难基业长青”之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退一步讲，“少年中国”之不成熟对于企业家来讲要比老年的成熟好得多。很多全球开展业务的全球化公司都很清楚，诸多法治社会绝对化的法律监管导致的“立法恐龙”现象（欧洲学界对过度监管的术语表达）已经明显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与中国某些地方出现的“政策恐龙”现象相似。但中国依然存在快速纠错的可能性，很多国家僵化的制度框架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长期信心与否需要多方面对比来做判断。
最后，让我们冷静下来再看，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这些底层的优势没有被我们充分认知？为什么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没有被融入信心之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影响经济信心的行为和问题是否会被改变和克服？这里也不妨开诚布公的罗列一下带来“灰心”的一些社会现象：
其一，主流公信力面临挑战。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国家成就的叙事是一种拉高预期的统一思想表达，这种表达的公信力有衰减趋势，提高主流公信力是提振经济信心的一个很好抓手。客观上，从媒体公信力基本原理和预期沟通的角度，中国社会舆论中缺少主流层面的辩证思考力，长此以往则会激发社会公众单一取向摇摆。可见，恢复多元的社会舆论导向且避免对立争论对维护社会情绪非常关键；
其二，政策多变干扰了社会预期。过去3-5年的多个行业整顿中确实为诸多经济主体带来阵痛，而且是经济高速增长高位的超预期不可抗力，这种急剧变化体感上带来诸多经营主体不适应，引发诸多抱怨；而且，长期中国社会都是“以美为师”的，老师变脸学生自然需要自力更生，应该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这个影响；
其三，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没有快速解决，社会投资回报率并没有快速恢复。实际上，通缩的危害比温和通胀要大很多，会直接导致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入减少。当下经济发展中克服通缩激活产业和商业信心尤为迫切，这一点确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且需要深刻认识通缩的危害；
其四，还有很多群众反应很多地方形式主义泛滥，高压之下存在诸多地方官员不敢作为和公权力乱作为等现象。也就是说，之前宽松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是体制内外合作带来的，如果快速推翻之前的政商合作必然带来一种新型对立，而且会将对立推到极致，目前已经出现地方政府公权力挤压民营企业的现象，包括过度执法、罚款和拖欠账款等，这些背后的底层原因需要反思。
此外，文化角度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并非强势文化，文化上的不自信也会影响信心。我们遗憾的看到，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传统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年轻人都开始抛弃传统中华文化影响拥抱现代欧美文化，这让中国作为文明母国存在文化孤岛的可能性。文化软实力出海方面，“孔子学院”受阻之后还没有找到新方法，这些都是“少年中国”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难。
不过，我们依然从信念上相信“少年中国”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可能性。很多人欣喜的看到——中国国家战略已经调整为“单边开放、双边务实、多边务虚”的新开放逻辑，对于用市场大牌、科技洗牌、开放底牌、供应链王牌和金融盾牌抵御特朗普2.0冲击的应对方式正在成熟，而且国家多次座谈会鼓励民营企业信心，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综上所述，理解差异化、兼收并蓄并与时俱进的国家战略是“看清中国”的根本逻辑基点，内外视角审视中国市场商业机会的可持续性是最为重要的战略判断。“少年中国”的发展超越了战争，“少年中国”的心智继承了工业革命精神，“少年中国”已经将现代文明根植于国民头脑，“少年中国”依然存在儒家士大夫传承的社会责任感，有“少年之中国在”则存在“做多中国”的充分理由，有“少年中国在”则企业家精神必然再次焕发青春。
文末，让我们再次重温100多年前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时刻梁启超的警世箴言，他曾在一片阴霾中掷地有声的展现时代思想家的自信与乐观，言道：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可谓情真意切，字字珠玑。
有理由相信，今日之中国人心中依然存在一个“少年中国”，今日中国商界、企业界、投资界依然“身处少年”，今日之国家变革依然具有“少年气魄”。“少年之心”只要不变，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就不会逆转，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做多中国”的底气之所在。（待续）
周掌柜，科技战略专家，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德国柏林欣孚国际政策咨询首席顾问，曾在全球近30个国家为20多家中国全球化公司提供实地调研和战略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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