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很多经济学人一样，无论是我的思想还是行动，深受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世习惯上称为《国富论》）的影响。记得很多年前还在博士求学阶段，访问光华的康奈尔大学的黄明教授在一次分享中曾经用“亚当•斯密把经济学该讲的话都讲完了”来评价《国富论》，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然而，随着二十多年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如今我越来越认同黄明老师的观点。
《国富论》很早即成为我的文章和授课中引述名言最多的文献来源之一。我研究的具体方向是公司治理问题。尽管Berle和Means在1932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出于对大萧条反思的目的已经提出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但真正成为工商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始于50年前Jensen和Meckling教授于1976发表学术论文提出的“代理成本”范式所揭示的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就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郑重提醒我们，“作为其他人所有的资金的经营者，不要期望他会像自己所有的资金一样获得精心照顾”。我们看到，当一百多年后，还有学者看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基于剩余价值理论，主要担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而引发的阶级斗争问题时，亚当•斯密已正确地看到由于现代股份公司经理人与股东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私人信息的经理人会采用关联交易掏空企业资源，甚至偷懒损害股东的利益，如今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的劳动对资本的“剥削”问题。
在创新导向的新经济企业中，在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在发行一类股票的前提下通过推出合伙人制度变相形成“同股不同权”构架，完成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的重大创新。而合伙人制度的核心就是改变简单的雇佣关系，从短期雇佣合约向长期合伙合约的转化。这与股神巴菲特用合伙人精神处理其与伯克希尔股东关系的做法异曲同工。在1996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提到“尽管我们的形式是法人组织，但我们的经营理念却是合伙制。查理•芒格和我将我们的股东看作所有者合伙人（负责分担经营风险的有限合伙人），并将我们自己看作经营合伙人（负责投资管理的普通合伙人）”。而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就提醒我们，“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于是，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
如果我们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包罗万象的市场经济描述内容总结为两个方面，那就是他正确地指出了两条十分重要和基本的经济规律。其一是铁钉工厂告诉我们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提升效率；其二是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深受亚当•斯密专业化分工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对经济政策中“既要又要还要和各种要”保持本能的警惕，甚至反感。在亚当•斯密看来，“我们之所以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贪婪”。而“既要又要”却是我们既想吃到新鲜的面包，又不允许面包师贪婪。正是看到近年来既要企业保护环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又要创造利润、缴纳税收和解决就业”的E（环境）S（社会）G（治理）“既要又要”的一面，当我的很多同行积极投身席卷全球的ESG浪潮时，我很早提出要对ESG热潮进行冷思考。
2023年年初硅谷银行的倒闭重新唤起人们对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雷曼时刻”的记忆。固然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触发利率风险被认为是导致硅谷银行发生挤提倒闭的主要原因，但硅谷银行的倒闭与过分关注和ESG政策倾斜有脱不开的干洗。一方面是围绕ESG，美国硅谷银行不遗余力，设立各种ESG小组，且聘请专业机构编制发布各种口径（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的ESG报告，多次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美国最负责任的公司；另一方面却在事关企业生存的资产负债久期管理和压力测试等核心业务开展上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硅谷银行用血淋淋的事实上演了一场希望实现环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却没有解决好的悲剧。硅谷银行的血泪教训在帮助我们认清政治正确的ESG公益面貌伪善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今，“ESG在美国企业界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Chip Cutter），“ESG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被完全弃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Gillian Tedd）。
而《国富论》事实上则给出平衡二者发展的可能正确建议：通过市场交换借助专业化分工实现的国民财富积累。用亚当•斯密的话说，那就是“市场交换带来的国民财富的积累能让普通劳工过上比新石器时代非洲的王子还要好的生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利润。税收作为“公共品的价格”，企业已经通过纳税为购买原本用于保护居民安全和提高公民素质的国防教育等公共品付出了代价，尽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更何况企业还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参与社会分工，通过接纳雇员解决社会就业的问题，等等。我们却依然忽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和盈利水平的差异，通过信披监管和资本评级强迫所有企业在ESG上有所动作。这其实与强迫一个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打扫干净的人，却在监管和外部评级压力下去打扫邻居的院子没有太本质的不同。而“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
对于亚当•斯密提出的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的深邃思想，我并没有停留在反对各种“既要又要”，而是看到了专业化分工是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创新的基本和重要方向。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成立。很多人看到的是股东所有权与经理人经营权分离导致的代理冲突，但我们更要从中看到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带来的海盗血统的探险家（企业家）专业化经营与希望从中分享一杯羹的农场主血统的“乡村绅士”的分担风险二者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现代股份公司由此为高效率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革命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乃至于巴特勒把现代股份公司称为是“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指出“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
专业化分工不仅存在现代股份公司层面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即使在股东内部，同样存在不同类型股东的专业化分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注意，无论是类似于京东百度等同股不同权构架下投票权配置权重倾斜的创业团队还是类似于蚂蚁格力等有限合伙构架下的履行投票管理的普通合伙人，与其他投资者相比，在控制权履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而这是在股东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一部分股东更多负责风险分担，而对创新有更深刻理解的另一部分股东则在相关企业制度的授权和约束下承担更多的控制权责任。我甚至预言，专业化分工没有极限，每一次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将带来治理效率的提升，有望成为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新的创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政府的角色定位为提醒民众“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可有可无的“守夜人”。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的资本监管》一书中，我提出数字时代资本监管的基本思路是从事后从严应急监管转变为事前规范治理；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国资的未来》一书中，我则强调政府不仅要从管企业转型到管资本，即使管资本也应类似于新加坡淡马锡，国资搭具有明确责任承担能力和强烈盈利动机的民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便车。
不知是否巧合，就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1776年3月9日）同年不久，在大西洋彼案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国（1776年7月4日）。相对英法德等其他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政治社会制度，成为理解《国富论》中描述的自由市场经济活的范本。
尽管过去了250年，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四十多年前开启的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所谓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是沿着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指出的方向不断前行；而全球在经历了过去二十年政治正确的左翼建制主义的干扰下，保守主义重新兴起，同样是回到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和常识（《公司治理的全球保守主义潮流与对中国实践的启发》）。因而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50年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多年前，在作为独立董事参加泰康资产的一次活动中，我有幸一睹陈东升董事长私人收藏的250年前出版的有亚当•斯密本人签名《国富论》原版。据陈董介绍，目前全球仅存两本，这是其中的一本。
希望通过本文的撰写我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和庆祝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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