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因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和生活成本飙升，伊朗国内抗议蔓延全国过半省份，伊朗当局随后以致命武力镇压，并几乎全面切断网络和通讯服务。死亡与拘押人数，各方统计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镇压已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之一。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开始空袭伊朗后，一些伊朗人走上街头欢呼；在伦敦，笔者也看到有示威者手举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标语、公开表达感谢。
他们当时的心理并不复杂：如果内部抗争一次次被血腥压下，那么也许只有外部打击，才能撬动这个政权。
然而“反政权=支持外部军事干预”，可能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伊朗局势最深的误判。
在美以的设想中，空袭会迅速削弱政权，为民众起义扫清道路，甚至直接推动政权崩塌。
然而，伊朗不是马杜罗被抓便可“丝滑过渡”的委内瑞拉，也不是卡扎菲死后便作鸟兽散的利比亚。即便哈梅内伊及数十位高层被“斩首”，政权也没有摧枯拉朽地倒台，反而迅速选出更强硬的“哈梅内伊二世”穆杰塔巴。
随着战争持续，很多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甚至从最初的兴奋转向犹豫、失望和痛苦。因为当战争真正展开时，最先承受代价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普通人。平民尤其儿童伤亡、学校、医院和住宅遇袭，使许多人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外部军事打击并不等于“帮助”，更不等于“解放”。
更重要的是，政权没有因此垮台。军队和安全机器依然牢牢掌控局势，反对声音遭到更大规模压制，互联网被切断，被指控为“内奸”或“通敌者”的人被大批逮捕。
美以的轰炸，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完成对宗教政权的颠覆，也没有彻底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抵抗能力，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让伊朗社会重新凝聚到国家与民族的旗帜之下。
三种情绪，并存于今日伊朗的反对派中
第一种，支持巴列维王朝复辟。他们相信，哪怕代价巨大，只要最终能推翻现政权，外部军事压力仍然值得。
第二种，留在国内承受战争现实的反对派曾经欢呼，后来反思。他们意识到，战争带来的不是想象中的自由，而是平民死亡、国家破坏和文明创伤。他们原本痛恨政权，但并不愿意以国家被炸毁为代价。
第三种，则是始终坚持“双重反对”的人：既反对神权体制，也反对外国军事干预。他们拒绝在独裁和战争之间二选一。
联合国伊朗裔和平与安全专家萨南•纳拉吉•安德里尼（Sanam Naraghi Anderlini）指出，当一个国家遭受外部攻击时，社会会本能地退回到防御状态，并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尤其对伊朗这样一个曾长期遭受帝国势力干预、又经历过两伊战争的国家来说，保护国家和领土的民族主义反应会格外强烈。
“人们当年的牺牲，是为了今天吗？”
安德里尼对此提出了极为尖锐的质问： “那些曾在抗议中被镇压的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今天被轰炸而死的吗？那些牺牲，是为了让医院、学校、公寓楼成为目标吗？当时在国外的一些反对派领导人鼓励人们走上街头，说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现在发生的一切，是他们当初承诺的那种帮助吗？”
在她看来，伊朗人的苦难，正在被重新纳入一种新的政治叙事：一种为外部军事干预寻找道德合法性的叙事。
而这种逻辑，在她看来，是极其危险的。
安德里尼在11岁时因为伊朗革命而成为难民，流亡海外，连续七年见不到父亲，对于独裁专制深恶痛绝。但是她被曼德拉精神感召，仍然主张，伊朗应在联合国的法律框架下实现向民主政体的过渡。
她认为，绕过联合国发动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践踏；而针对学校、医院、文化遗产和民用设施的攻击，以及轰炸后针对救援人群的“双重打击”，都构成战争罪。她尤其强调，对领导层的定点清除，同样在破坏国际法底线：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可以因为“不喜欢”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将其杀死，那么明天这种逻辑就可能被任何国家拿来使用。
她担心的，不只是伊朗，而是国际秩序本身。
“战争不是为了民主，而可能是为了制造一个破碎的伊朗”
安德里尼进一步指出，过去20年里，许多研究和平、安全与地缘政治的人都目睹了类似的政权更替进程，一些部分外部力量真正追求的，不一定是一个世俗、民主、独立的强国；相反，他们可能更能接受一个破碎、内部撕裂、长期无法形成地区挑战能力的弱国。换言之，“伊拉克化”的结果，对某些外部力量来说，也许是他们乐见其成的结果。
“制裁反而强化了强硬派？”
安德里尼还指出，美国多年的制裁，并没有削弱伊朗的专制根基，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绝望。
她认为，制裁摧毁了中产阶级，也摧毁了独立私营部门，而与国家权力结盟的集团却能够绕过制裁，通过操纵货币和资源分配而获利。结果是，普通民众越来越贫困，许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他们唯一的出路，往往是进入国家安全机器。于是，维持体制的力量，反而来自那些最被体制束缚的人。
所以她主张，真正的出路不是让伊朗永远被孤立，而是让伊朗重新与世界接轨：融入全球金融和油气体系，把透明度与连接性带入这个国家。因为一个被彻底孤立的国家，更容易滋生极端主义，也更容易让强硬派在“围城逻辑”中坐大。
伊朗民主化的第三条道路？
在巴列维王朝的亲美道路，与霍梅尼、哈梅内伊的“神权-民主”混合体制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安德里尼的回答是：有，而且必须去寻找。
她主张释放政治犯，让内部转型的声音被听见；她提到南非、智利等国家的经验，认为伊朗完全可以通过公投、全国对话、转型正义、真相与和解机制，为结束当前状态打开一条路。
在她看来，哪怕现政权只有10%的支持者，那也是近千万人。伊朗是他们的国家，也是反对派的国家，也是流亡者的国家。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未来，必须让不同立场的人都有容身之地。
她说，如果你最终希望建立民主，那么你追求民主的过程本身也必须是民主的。你不能一边高喊自由，一边以“你不和我站在一起，你就是支持政权”的逻辑去压制不同声音。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与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坐下来，寻找妥协、寻找共识、寻找法治和宪政的基本框架，让每一个人都能被容纳进未来的国家之中。
她引用一位叙利亚同事的一句话：“所有人都来帮我们互相残杀，却没有人来帮我们彼此对话。”
而她认为，伊朗今天正在经历同样的困境。
为什么伊朗不会轻易接受“完全无核化”？
对于伊朗为什么难以接受“完全无核化”的条件，安德里尼也试图从国家安全逻辑而非道德好恶出发，给出解释。
她说，这一代掌权者经历过八年的两伊战争。那场战争中，伊朗遭到飞毛腿导弹袭击，化学武器也被用于伊朗人身上，而伊朗并没有获得外部真正有效的安全保障。对他们而言，最深的结论就是：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必须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
她还指出： 乌克兰曾在放弃核武相关能力后换取安全承诺，但这些承诺最终并未兑现；利比亚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武器后遭遇轰炸；叙利亚在多年战争后，其原有军事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对一些伊朗人而言，这些例子都在强化一种认知：一旦失去防御能力，国家就可能沦为任人出入、任人轰炸的对象。
她强调自己并不是在为现政权辩护，而是在提醒外界如何理解他们的逻辑。
伊朗民族主义：政权可以被反对，国家必须被保卫
安德里尼对伊朗民族主义的理解，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会误判。
她说，在波斯语里，有很多词表达对祖国、故土、母国的深厚情感，例如Vatan、Mihan、Maman。这种民族归属感，并不等同于谁在掌权。统治者可以来来去去，但他们并不能定义伊朗人的文化DNA、民族认同和价值观。
这是理解伊朗政治心理的关键。
第一，伊朗民族主义极强，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伊朗是中东少数拥有数千年连续文明叙事的国家，这种文明国家意识，使民族主义格外强烈。
第二，伊朗社会有深刻的反外部干预记忆，尤其是1953年政变。
伊朗现代民族主义，与19世纪以来列强的干预历史密不可分。沙俄与英国对伊朗势力范围的瓜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经济主权的侵蚀，使伊朗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色彩。1953年，民选总理摩萨台因推动石油国有化，在美国和英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这一事件在伊朗政治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某种意义上，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英美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也可以被视为对长期外国干预的一种历史性反弹。
第三，战争往往会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削弱它。
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持续八年，造成巨大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的集体记忆中，那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而是一场在西方支持伊拉克背景下展开的国家生存之战。
因此，当今天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伊朗社会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历史的延续。在受到攻击时，国家认同会倒逼形成“统一战线”。即便反政府者，也可能转向保卫国家，于此同时，政权会以战时政府获得“国家遭侵略”的合法性叙事，而反对派更容易被边缘化，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
何况，伊朗人口约9300万，国土面积约164.8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东面积第二的大国。其GDP约4000多亿美元，位居中东第五，无论在人口、国土还是经济规模上，伊朗都远大于委内瑞拉。这就是为什么，对伊朗开战从来不可能是一次“打了就走”的战争。当美国保守派主持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主张推翻伊朗政权的美国共和党议员泰德•克鲁兹时，被对方对伊朗的无知和轻率深感惊讶。
特朗普的误判
特朗普阵营的基本假设是：伊朗人反对政府；只要外部压力足够大，伊朗社会就会起义并推翻政权。
但现实更接近另一种逻辑：部分伊朗人确实反对哈梅内伊政府，但他们往往更反对外国干预；一旦战争爆发，民族主义会压倒内部矛盾，国家安全叙事会重塑政治空间。
与委内瑞拉或利比亚不同，伊朗的权力结构并不只是某一个强人。抓了一个马杜罗、杀了一个卡扎菲，政权可能就随之瓦解；但在伊朗，即便除掉哈梅内伊，仍然存在完整的什叶派神权体系、宗教网络和革命卫队结构。换句话说，你可以杀掉一个哈梅内伊，但这个体制很可能还会再产生一个“新的哈梅内伊”。
而安德里尼看来，近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说明，美国推动的政权更迭往往产生反效果：伊拉克被打碎，利比亚长期内战，阿富汗塔利班回归。军事干预往往导致政权倒台、国家结构崩溃，并形成长期混乱，这种结果和最初所谓保护平民、推动民主等所谓的目标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战争仍在扩大
就在笔者截稿前，美国新增舰队正赶往波斯湾。与此同时，承载伊朗石油生产和出口命脉的哈尔克岛（Kharg Island）遭到袭击。
这座位于波斯湾北部、距离伊朗本土约25公里的岛屿，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伊朗约90%的原油出口都通过这里装船。早在两伊战争时期，哈尔克岛就曾遭到伊拉克反复轰炸。
这意味着，战争的目标已经不仅是军事设施，更是在直接打击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也让那个问题变得更加沉重：那些曾经欢呼的人，如今真的等来了自由，还是终于看见，战争带来的往往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更深的废墟？伊朗很可能以长期、分散、非对称的方式，把美以拖入一场更持久、更耗散的战争。若被逼至绝境的伊朗展开无底线、无限期的报复，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
安德里尼说，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没有恐惧地回到伊朗，去看望父亲的墓碑。另一位美籍伊朗人则说，他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成为一个远比今天更伟大的国家：繁荣、开放、与邻国和平相处，让人民幸福，并与世界保持交流和接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隔绝。
这或许正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人们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轰炸中的“解放”，而是一个能够正常生活、自由呼吸、并与世界重新连接的伊朗。历史反复证明，以战争求和平，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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